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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痛批西方之乱:隔离世界 左右翼学者话语权失

来源:网络整理2017-08-09 15:13

  【编者按】

  近年来,西方世界颇不太平:美国选举出现事端、英国脱离欧盟、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然而,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西方之乱”,西方社会要么无视、要么失语,既难以作出合理解释,又找不到解决良方。“西方之乱”何以成了“灯下黑”?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西方中心主义遮蔽西方之乱

  韩 震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的现象,如金融危机、暴恐频发、难民危机、选举出现“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高涨、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面对“西方之乱”,西方社会要么无视、要么失语,既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又不能找到解决良方。“西方之乱”何以成了“灯下黑”?这有文明优越感、制度狭隘性等诸多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上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遮蔽了“西方之乱”,蒙蔽了一些西方人的心智,使他们在自满自傲中走向自闭,失去了应有的反思、批判和鉴别能力。

  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国家与世界隔离开来

  历史上,不同人类文明曾长期处于孤立分散发展状态,各种文明大多只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不同文明在彼此眼中均被视作“异类”。然而,当新航路开辟、“新大陆”被发现后,西方国家却依然把自己与世界割裂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萌芽就此出现。

  随着西方霸权时代的来临,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发展演变成一种理论话语体系。在这种理论话语体系中,西方文明被认为是先进的,代表着理性、科学、民主、文明、独立、自由等文明成果;非西方文明则意味着独裁、愚昧、奴性等。随着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的强势殖民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又成为一种从西方角度看待整个世界的文化信念。这种信念使西方国家普遍持有很强的文明优越感,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滋长蔓延。随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差距的拉大,西方国家根本不想也不愿发现和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观察和看待世界的选择性机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政治秩序等都被视为世界的范本,而愚昧无知、经济停滞、社会混乱、政治动荡则被当成非西方国家的标签。正是受这种偏见色彩浓重的选择性机制影响,“西方之乱”往往被西方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学者大多只是将危机产生的原因轻描淡写地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等非制度性因素,而没有对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可行的改革意见。又如,美国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的事件,往往被解读为正常执法;但如果在非西方国家出现类似现象,就会被西方国家视为违反人权而横加指责。这种选择性机制使西方国家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却把别人的问题放大来看,进而难以正视自身、歪曲看待世界,逐渐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美国学者彼得·菲利普斯在其研究报告《美联社的新闻偏向》中指出,美联社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支持美国政府的意图和倾向十分明显。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使包括西方主流媒体在内的整个西方舆论场丧失了基本的反思能力,对西方社会多发频发的种种乱象视而不见,进而沦为西方国家的话语武器。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所说的,“打赢如今的战争靠的不是最好的武器,而是最好的叙述方式”。

  西方中心主义给西方社会戴上有色眼镜

  作为一种文化思维范式,西方中心主义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层面。形象地说,西方中心主义给西方社会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使其难以看到“西方之乱”。

  作为世界观,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模式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在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西方的社会模式和文化形态被看作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则被视为失范的另类而加以藐视、贬低和排斥。有时,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会动用一切手段将某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强制纳入西方的轨道,试图将其变成与自身一样或令其成为附庸。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无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等差异,强制向中东地区输出价值观,使该地区陷入了种族冲突、教派纷争、政治动荡的乱局。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维那斯所说,“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带有暴力结构的烙印”。如果非西方国家发生同样的经济社会失范问题,如金融紊乱现象,一些西方国家就会颐指气使地指责其文化上的缺陷、制度上的错谬、能力上的不足等等。然而,当西方国家发生金融海啸、债务危机时,其既不从文化上找根源,也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而是试图把问题推给非西方国家。有西方学者曾说,“2008—2009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就是起源于也是集中发生于跨大西洋经济体,并损害了西方自由经济的名声,却增加了非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典范的吸引力,特别是中国。”在这里,他不是反思“西方之乱”的根源,而是担忧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将会影响西方社会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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